二、新时代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
（一）文化认同型国家建构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灿烂文明史，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型国家。与西方社会形成的以民族认同为基础、中东地区形成的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形式不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国家，文化认同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扮演着灵魂和纽带作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系统阐述了其“天下”理念，认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顾炎武所说的“天下”是一个文化概念，指的是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是中国各民族所共享的文化共同体，“保天下”即是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当代哲学家梁漱溟指出，“中国思想正宗……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文化认同在中国的国家建构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强势冲击，中国传统的国家和民族建构的“天下主义”和“华夷之辨”理论体系逐渐被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所取代，“天下主义转变为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夷夏之辨蜕变为以种族意识为基础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感面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国族”。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共同体”（community）是指人类社会或自然界有机体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某种集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等领域之中。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最早将Community用在了“共同体”这一意义上。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人类的群体生活体现为两种类型：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而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滕尼斯提出共同体的基本类型包括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等。文化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共同体中的高级形式，属于精神共同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
民族文化认同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提出了“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著名观点。如何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论断，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之根本特质最恰当的表述。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多个不同民族在中华大地辽阔的地域空间之中，经过长时期冲突与融合形成的整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共同心理特征等为纽带组成的民族文化有机体”，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目标连接在一起，日益成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和民族整体利益所在”。
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华民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应对和处理全球化和文明冲突的复杂关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国际新环境、新问题和新挑战，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建构中国话语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具有超越一般文化文物资源保护利用功能的更为深远的意义。
（二）国家文化公园是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
我国目前已经确立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四处国家文化公园，从时间上跨越了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到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较长历史时期，从空间上覆盖了我国绝大部分区域，其在时空上的大尺度前所未有，在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公园”相关概念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多元一体、海纳百川、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是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所谓文化空间，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是“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记忆的场所”。文化空间具有明确的物质空间和象征意义系统，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国家文化空间体系在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国家文化记忆，在国家范围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培育国家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的重要场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我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型国家，国家文化公园应兼具深刻的国家性和最广泛的代表性，应是各民族广泛认同并共享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纪念地，因而其往往不是一处单个的国家文化纪念场所，而是成体系地出现的。我国目前确立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四处国家文化公园都在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深刻的国家性、广泛的代表性。因而，我国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时空立体形象。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朝两千余年来我国历代修筑的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广泛分布在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市的广阔地域。长城的修筑，是农耕文明时期我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冲突融合的一条重要的文化“锋线”，对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个部分，跨越了从春秋吴国开凿邗沟始至今两千余年的时间，包括华东、华北、中南地区八个省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将我国南方与北方、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有力地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为主，兼顾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线路，涉及华东、中南、西南到西北的15个省区市。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是重要的国家文化标志和符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以黄河流域为主体，横跨我国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黄河沿线九个省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源地，是中国历史长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肥沃土壤，更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符号象征。
因而，我国目前四处国家文化公园在空间上包括了我国大部分省区市，在时间上跨越了从中华文明早期至今的所有历史时期，具有突出的国家性和最广泛的代表性，是一个具有明确空间载体、价值载体和符号载体的覆盖全国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国家想象，对于强化中国多民族统一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家文化公园是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能载体
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国家公共文化空间形态，是培育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能载体，兼具国家性、文化性、公共性三重特性。
一是国家性。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对于现代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价值、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是一种对于国家公共资源的“象征财产”（symbolic estate）。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国家性角度来看，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形象特征和文化传统的标志和体现，包含了国家的历史起源、民族精神和国家价值观的渗透，也承载了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使命。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是在确立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国家价值标准之下对现有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超越了某种单一地域、族群或历史时期的文化，体现了文化建设中的“国家在场”，建构起国家价值认同的宏大时空叙事。
二是文化性。国家文化公园是以文化资源为支撑，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传播国家优秀文化，满足国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其与以自然生态保护为主的国家公园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性一方面体现在文化价值上，即其体现并彰显了国家民族文化精神、文化符号和文化认同。长城、大运河本身便是世界文化遗产，黄河沿线包含了一大批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的文物和遗址保护区，长征沿线则涵盖了大量的革命文物和遗址，它们都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和象征。另一方面体现在文化功能上，即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以文化之”的作用，实现了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科学研究等功能，通过其综合性文化功能培育着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三是公共性。所谓公园，指的是供公众游憩的场所，国家公园则是国家为保护自然生态或文化遗产而划定的特定区域，通常归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所有。国家文化公园和其他类型的公园一样，公共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其一是空间的公共性。国家文化公园划定有特定的空间区域，包括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这些区域是体现国家性和文化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其二是文化符号的公共性。国家文化公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及其所抽象出来的文化符号，体现出来的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体现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是代表国家向全世界进行展现和传播的文化符号，因而其文化符号具有公共性。其三是文化功能的公益性。国家文化公园具备文化保护、教育、观光、休闲、体验等功能，其主体部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其根本宗旨是实现全民参与和全民受益，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因此，我国设立的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形态，是一种体现国家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宏大时空叙事表达，是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功能载体。
